理论研究
theoretical research
说到儒，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孔子。的确，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，不过儒家文化并非是孔子的创造，而只是继承和发扬。儒家文化严格说起来，其创造者应该是周公。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，名字叫做旦。他最大的功绩，在于辅佐武王灭纣。商灭周兴之后，周公旦是摄政王，他不但将政治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而且亲自东征，将周朝的疆域一举东扩至海滨，南及淮河，北及辽东。周公旦本身就是一个道德与行动统一的完美、大写的“人”，因此，他和殷商不同，殷商是将“神”的地位置于高高在上的，无数的祭祀都是为了尊天；周公旦则将“人”的地位放在了突出位置，认为“天命靡常”，既然天命不可捉摸，那么决定性的因素就不在于天，而在于“人”。“人”的德行如何，决定了天命会向什么地方发展。以德配天，就能得到天命的保护；敬重德行，就能保护你的子民安居乐业。因此，周公旦的治国方略，简单到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：“明德慎罚”。如何明德呢？周公旦为此发明了一套繁杂而严谨的“礼乐之教”。礼，是用来区分等级的，让人知道尊重比你等级高的人；乐，同样也有等级，但是主要强调的是“和”，调和不同的等级，让人们的情感融洽地交汇在一起，通过乐来实现超越等级的精神沟通。这样，“尊尊亲亲”，一“别”一“和”，天下就长治久安了。
孔子一生，自幼习儒，最高的政治理想，不过是恢复周公的礼乐之治，所以他对周公的尊崇是无以复加的，几天做梦梦不到周公，心里就不踏实。他对周公的思想不用说研究得非常透彻，他一生所提倡的“仁”，其实就是建立在周公的“义”的基础上。什么是义？最初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周公时代的“井田制”。“井田制”顾名思义，就是一块土地呈作“井”字状。周边的八块土地，都各有一家农户耕种，然后中间的那块土地，是公侯所有的“公”地，由这八户农户一起来无偿地义务耕种。这种公众的义务，就是“义”，每个人自觉地接受并维护这种公共义务，社会结构就形成了。由这种公共义务而演变成一套社会礼仪，用来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是“礼教”。当然了，“义”就是“公”，就是利他主义。而与“公”相对立的就是“私”，就是利己主义。将自己的人生建立在以利他为根本还是以利己为根本上，这是一个重大问题，从周公时代一直延续到孔子时代，“义利之辨”始终争辩不休，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来说，当然应该提倡利他为根本，先公后私，先义后利，人人都将义作为第一处世原则，在遇到利的时候都选择谦让、不争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和谐稳定，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的健康气象。但是，“义”究竟是人先天的秉性带来的，还是后天的社会教育所赋予的呢？儒家倾向于来自先天，可是其他诸子百家不这么看，杨朱就公然宣称：“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”，指出人人都有自私自利的本性。“趋利避害”才是人的天性。
关于“义利之辨”，孔子门下有一个高足子贡，一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子贡在拜入孔子门下之前，已经受教于外公蘧伯玉。而蘧伯玉同样是一位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。他显然已经把儒家文化的精髓都传授给了子贡，因此子贡才会最初在拜入孔子门下时候觉得，自己并不比孔子差多少。他所以要拜孔子为师，一个主要目的，就是解决“义利之辨”的问题。这是一个令人着迷而难以找到答案的哲学课题，不但要在思想上穷尽思辨，而且需要在人生的实践中，不断地加以检验，一次次丰富和提升其内涵。子贡一生都在和孔子学习、讨论，并且在经商生涯中不断地实践。孔子不止一次向弟子剖白心迹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、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”……孔子并不耻于言“利”，因为人说到底，必须要满足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，衣食住行基本问题是要解决的，这就离不开钱财的支持。孔子一直在积极谋求出仕，所谓“待价而沽”，因为出仕一个最基本的好处就是可以带来丰厚俸禄。但是，孔子又强调，人的精神生命是高于物质生命的，所谓“仁”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“人”，一定是内心世界丰富充盈的君子。君子在取得财富的时候，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“义”。这个“义”，如同“仁”强调人的社会性一样，对于财富而言，同样强调的是财富的社会属性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只知道赚钱可以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保障，对于那些商人来说，只知道赚钱可以购买豪华马车，可以提升自己社会地位；这样的行为，只能是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的低级水平，是“唯利是图”“无商不奸”的欲望支配的本能行为。而认识到财富的社会属性，认识到财富的获得和使用过程中，坚持最基本的道义，坚持诚信和公正、公平，坚持“德行”，赋予财富以道德色彩，所谓“富而好德”，这样就可以促进社会的公正和公平，就成了“儒商”。
子贡一生经商赚钱，其实就是在践行一个儒商的生涯：他将赚来的钱全部都用在了资助孔子周游列国，一路上提供大把的金钱支持。在孔子去世后，召集弟子们守墓三年，提供大笔的衣食费用，组织编写《论语》等。后来子贡继续经商，在列国间宣传孔子的“仁道”。因为他商才卓著，德行高贵，人们将他和陶朱公并称“端木生涯，陶朱事业”。
如果说子贡还只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，那么孟子就是一个将“义利之辨”上升为理论层面的伟大思想家了，正是他将其推向了历史最高峰。
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把“义”和“利”作为一组对立的概念加以提出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据统计，“义”在《论语》中出现二十四次，大部分都是“应当”“合宜”“道理”，可以理解为一般性道德准则，顺乎人情，合乎事理，这些都是孔子所倡导的社会伦理准则，是指导一个人在不同环境里采取不同行为，以与他人的关系达到融洽和谐，因此孔子提出“见利思义”。但“义”还有一种，就是周公以来的传统，“君子义以为质”，“义”是君子的根本。孔子在他的时代，已经看出人人都想独占利益，受到欲望的驱动，因此提出“义以生利”。
对孔子“义利之辨”传统最大的继承者是孟子。孟子解决了“义利之辨”几个根本性问题：1、“义”从何来？“仁义礼智根于心”；“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”，它与恻隐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一起，构成了人之四端。但是羞恶之心并不是“义”的本身，正如一粒苹果的种子并不是苹果本身，要成为苹果，还需要生根萌芽，成长为一棵果树；然后开花、结果。同样“义”也是如此，它不是我们的内心所固有的，而只是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潜能，要成其为真正的“义”，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加以扩充，才能“成善”。义或者善，是人的一种本性；这种本性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分野之所在。2、“义”是否是一种道德情感？这是可以肯定的。孔子一生所提倡的“仁道”，在《论语》中竟然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，而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。为什么会如此？就是因为，“仁道”是基于一种道德情感，而这种道德情感只能用来被感觉、被感知，在不同环境下，或者在不同人那里，其被感知程度是不一样的。孔子对不同的人解释“仁”，必然有不同的答案，所感知者程度也不相同。同样，“义”也是如此。一个人义或者不义，一件事情义或者不义，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，而只是一种主观情感感知。人类说到底是高级情感动物，人类本能有仁爱、怜悯、关爱等情感，也可以有嫉妒、憎恨、厌恶、贪婪、自我保护等情感，这并没有对错之分。人的所有情感中，基于“公”的基础上的“善”，也就是“利他”所带来的情感满足，被认为是所有满足感中最值得去追求的。3、“义”如何去践行呢？孟子提出了两个概念：“仁义行”和“行仁义”。其中，“行仁义”是做符合仁义要求的行为，却未必是出于仁义的德性；而“以仁义行”却是出于仁义的德性的行动。后者是真正在践行“义”，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孔子所说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境界。
综上所述，儒商文化的精神，概括起来不外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：
一是“信”。信，也就是“诚”。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说过的话，一定要做到言出必行。论语中说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。”信不是道德层面上的，不是说一个人有诚信就有道德，没有诚信就没有道德。信还在这个层面之上，信是人的根本，一个有诚信的人就是“人”，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就不是“人”。这其实就是说，一个人要成为“社会人”，就必须立足于信。信有二义：首先是自我相信。你首先要相信，你除了这个父母赋予你的肉体生命，还可以通过后天的自我教育而获得社会生命。其次是相信他人。你相信可以“自化”，也就应该相信“他化”，对于其他具有社会生命的人所能达成的事情完全地接受。
信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，都是社会赖以存在和维系运转、发展进步的基础。
二是“习”。习，就是学习。孔子当时所以被称为“圣人”，就在于他特别能学习，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”；他深知道学习的重要性，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，人一生下来，大家的禀赋都差不多，为什么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差别，就在于学习。学习除了技能方面的内容，例如孔子当时所教授的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等“六艺”，其目的更在于培养一种独立之精神生命，“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”。即使你掌握了多么高深的本领，也要看你的人格是否高尚、伟岸。如果为了高官厚禄就出卖自己的学问，那就没有人格；反过来，如果国君不尊重你，不能达到“君使臣以礼”，那么对不起，你也就没有必要“臣事君以忠”了。除了基本技能，孔子特别强调要学习四种东西：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。文，是言谈举止，气质修养；行，是践行孝悌恭睦；忠，可以理解为善；信，是言论和行动的统一。这样就能成为一个君子了。
三是“文”。这里的“文”不是名词，而是和“化”一样，是“文以化之”，“教化”的意思。孔子最大的理想就是“郁郁乎文哉”，期待社会和周朝开国之初那样人文鼎盛。如何来实施教化，这主要看教化的对象。一般对象是广大的百姓，不能要求过高，只要做到两点就可以了：“其为人也，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”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只要能在家里“孝顺”，“和睦”，在社会上就基本上不会有道德行为的“失礼”；对于士大夫阶层乃至天子，属于更高一类的教化对象，必须“温良恭俭让”，修炼成“文质彬彬”的一种美好的人格状态，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。所谓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”。“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”
选自《21世纪儒商文化》
作者： 张桂平 林峰 王作言
